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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丨閻連科 作為世界和自己的旁觀者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衛毅 日期: 2019-03-27

閻連科也喜歡寫夢,但他不喜歡純粹的夢和純粹的現實,他努力表現的是二者的結合體——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他朝外看到了天下,朝內看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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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準備去越南。他的小說最近有越南文版本將要發行。他的小說已經翻譯成了超過30種語言的版本,最小的語種是西班牙巴斯克語。閻連科從沒去過越南。40年前,他差點去了越南。

1978年底,高考落榜的河南洛陽嵩縣田湖鎮少年閻連科成為了一名軍人。他把這視作離開故鄉的機會。作為剛到部隊的新兵,他的身體素質并不十分出色,單杠、雙杠、跑步,對他來說,不是容易對付的事情。而當他在射擊練習中,將彈夾里的10發子彈打出了100環的成績時,團長表示并不太相信,把他一個人叫出來,在一旁再給了他10發子彈,這次他打了99環。他獲得了代表新兵去全師參加射擊比賽的機會。比賽中,他打了98環,并列第三名。他的表現讓他初入軍營便立功獲賞。

射擊比賽之后沒多久,1979年2月,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各部隊準備選派士兵前往越南前線。那些射擊精準的士兵被優先考慮。這讓20歲的閻連科徹夜未眠。就在此時,因為他會寫點東西,負責部隊的文書和黑板報,被派往原武漢軍區的一個創作班學習。他的戰友們則到火車站駐扎下來,隨時待命準備上火車,前往戰場。

1978年,閻連科(右)剛入伍時

學習班結束后,返程經過鄭州時,閻連科轉道回了趟家。全家人對他的意外出現都感到震驚。正在房檐下攪著一碗面糊的母親看見兒子,面碗落地,裂成碎片。同時,放下了心里的一塊石頭。他特別驚訝的是父親,才兩個多月沒見,頭發白了一大片。在戰爭爆發的一個多月里,他家所有的親戚,三十幾口人都住在他家,一起收聽前線廣播,每天到郵局去看有沒有他寄回家的信。他的父親通宵在院子里散步,睡不著。彼時正是初春,“后院的草芽硬是被他全都踩回了地里。”父親的哮喘病復發,這成為他六年后病逝的直接原因。那個院子成了閻連科的痛。

“你會夢到父親么?”我問閻連科。

“會。永遠是那個場景,他在曬太陽,聽收音機。”閻連科說。

閻連科把父親在這個院子里踱步時的場景寫到了《我與父輩》這本書里。這本書最近再版。他寫這本書是在10年前,那時候,他住在北京西南四環的一棟兩層別墅里,他把別墅所在的院子稱為“711號園”。他在那里過了兩年平靜的時光。兩年之后,因為規劃的公路經過此地,他和鄰居們面臨拆遷。

最早認識閻連科,就是因為他帶著我爬進了他那座待拆的別墅里。從一堆廢墟出來后,我跟他在書店里喝著苦咖啡,他說著這些天的遭遇。他當時說,他不會把拆遷的故事寫進小說,要寫的話就寫紀實的隨筆。

隔了多年之后,此時,當我在上海他所住的酒店里再次提到當年的拆遷時,他的想法發生了改變。他說他不會寫拆遷的紀實故事。他要寫就寫得特別一些。

如何面對“現實”,或者說“現實主義”,閻連科這些年有了變化。我幾年前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有了變化,現在則更為徹底。

閻連科在這個如今已經消失的建筑里寫出了《四書》。而他在寫《四書》的時候,冒出了“神實主義”的想法。“神實主義”就像他在卡夫卡文學獎獲獎詞里所寫到的故鄉打電筒走路的盲人一樣,讓他在向文學高峰行進的過程中,眼前有了一束耀眼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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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酒店里,閻連科看完了紀錄片《四個春天》,他在第二天要和這部紀錄片的導演陸慶屹對話,聊聊“我與父輩”。看了紀錄片,他特別驚訝于陸慶屹的父母之間明亮的快樂,對生活沒有什么抱怨。他覺得自己的創作中,“黑暗的東西居多,天使比較少。”

閻連科的《我與父輩》充滿溫情,是他所有作品中特別不一樣的一部。他的大多數作品往往引起爭議,但這部作品幾乎沒有任何爭議。但他覺得以后再難寫這樣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對他難以形成挑戰。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寫法上每次都不一樣。如果說寫作也有性格,這是他的寫作性格所在。

閻連科經常說他欣賞如今一些年輕作家面對大眾的態度,能夠用肯定的態度表達自己的價值觀。

在創作方法上,他也許是當代作家里走得最遠最狂野的那一個。但他總是說,中國比我寫得好的作家多得很。也許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并不這么認為,已經連續好幾年,在誰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博彩公司賠率榜上,閻連科是排名最靠前的中國作家。

他是第二位獲得卡夫卡文學獎的亞洲人。上一位獲獎的亞洲人是村上春樹。閻連科曾批評村上春樹的作品為“苦咖啡文學”。“咖啡館是什么風格,這種小說就是什么風格。”閻連科說他并不反對苦咖啡文學,“中國文學什么都應該有。苦咖啡也是非常好的,問題出在你不能讓這一個獨自地好。當我們看到我們當下的小說全部都是苦咖啡文學的時候,當我們只看到一個人群在某一階段某種情況下遇到的小困難小波折,我們就看不到我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生存困境在哪里。”

閻連科領取卡夫卡文學獎

民族的生存困境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似乎太大。他們也許更在乎自己的困境。

在上海這家書店的活動里,一位95后的女學生發問,她說自己對父母有隱瞞,在父母面前表現得很好,但那并不是全部的自己,自己也有叛逆的部分。她覺得自己和父母有陌生感,這讓她感到不自在。她希望臺上的閻連科和陸慶屹給出建議。

陸慶屹不客氣地說,這有點矯情,是一種文藝病。這可能是為了給自己找存在感。“我曾經也這樣,后來覺得挺無聊。人總是陷在這里邊,容易被自己迷住,自我陶醉。”陸慶屹說。

你的那點有什么對不起父母親的,你們都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好。”閻連科打了圓場,但他其實同樣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需要你仔細琢磨。

在生活中,頭發花白的閻連科是一個隨和的人,他總是能夠讓一個場子里的氛圍融洽。但他在寫作上,內里的東西又非常犀利,他不喜歡“不痛不癢”的作品。你在接觸他本人和看他的小說時,仿佛接觸的是兩個人,這是兩個世界里的閻連科。他也將兩個世界的自己分得很清楚,就像他每天早上會在創作的世界里放飛兩小時,同時通過NBA將自己拉回現實的地面。

2019年3月3日,北京朗園蘭境藝術中心,閻連科在新書《速求共眠》首發式現場 圖/本刊記者 姜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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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香港科技大學開往西貢海邊的小巴上,我和閻連科談起了他的小說《日熄》。這部小說寫的是一個村莊里一個晚上集體夢游的故事,里面有一個“閻連科”。這不是“閻連科”第一次出現在他的小說里。早在他的瑤溝系列小說里,就已經這么做過。他說起自己時,你在旁邊聽著,有時會覺得他是自己的旁觀者。

小巴的目的地是香港西貢海邊的餐館。車上還有閻連科在中國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的師生,他們都是很有名氣的年輕作家。負責招待大家的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劉劍梅。這些年,她邀請了許多作家到香港科技大學做駐校作家或講座,清水灣談論文學的氛圍濃郁不少。

劉劍梅說,《日熄》里的“閻連科”,讓她想到博爾赫斯的一篇短篇小說《1983年8月25日》——61歲的博爾赫斯在一家飯店的房間遇到了84歲的博爾赫斯。“這兩個不同年齡的博爾赫斯邂逅時,似乎是夢境,但是他們夢中的談話卻又那么清醒,充滿哲理和神秘的氣息,讓讀者分不清楚夢境與現實的界限,也分不清到底是哪一位博爾赫斯在做夢。”在劉劍梅看來,《日熄》中閻連科的出現,首先是對傳統的現實主義反映論的質疑,其次也是對小說家的“權威性”的一次自我深刻的反省和質疑。“他似乎無法像魯迅那樣,做一個新文化的啟蒙者,一個從上往下俯視大眾的覺醒者,一個敢于喚醒沉睡的麻木的大眾而扛起黑暗閘門的精神界的戰士,而是成為一個與另一個自我——頗有憂患意識和批判現實精神的自我——相互矛盾的‘閻連科’。”

博爾赫斯小說里出現的月和日,倒是跟閻連科戶口本上的生日很接近。“我從來不過生日,”閻連科說,“因為其實搞不清楚哪天是我生日。”這是那個年代許多貧寒家庭的情況,孩子太多,父母都記不過來。閻連科去當兵的時候,需要到大隊會計處查戶口,發現沒有自己的生日。母親說,那年紅薯特別豐收,家家顧不上刨紅薯,結果紅薯都爛地里了。大隊會計就說,那是1958年。母親說,生他的時候天氣特別熱。大隊會計就說,那就8月吧。最后大隊會計就胡寫了一個“1958年8月24日”。

一個不知道自己確切出生時間的人,對于“時間”的探討非常著迷。在他的小說里,時間自由地順流、逆流或溢出。

梁鴻是閻連科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同事。她如今以作家的身份為大眾所知。多年前,當她還是新銳評論家的時候,對同為河南老鄉的閻連科的作品有過深入研究。她談到過閻連科作品《受活》里“天干地支”的時間結構。這樣的時間結構所“內蘊的是中國式的循環歷史觀的傳達”。在梁鴻看來,“此時”的受活莊,或者說“當代”的中國,“它的遭遇、發展、特性,并非只是已經過去了的存在,它體現著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全部歷史。”

閻連科在談起自己的人生節點時,會說到那年發生的大事。“1973年鄧小平復出后,教育又重新被重視了。我和二姐又有機會考高中了。我們都考上了。父親考慮到家里的情況,只能有一個人去讀書。二姐出門轉了一圈,回來說,我不去了。”

2019年3月2日,閻連科在上海西西弗書店宣傳新書《我與父輩》 圖/本刊記者 姜曉明

他在談及家人時,充滿感情。家人們經常出現在他的表述之中,包括他在2016年獲得香港紅樓夢文學獎時的領獎辭里。他以姐姐從河南給他打來電話講述母親夢中所見作為演講的開頭。這跟他在1985年發表第一個中篇小說、拿到800塊錢稿費時的情狀,形成了反差。母親那時候說,寫這么一點兒就掙800塊錢啊,這比農民種地強多了,你可以一輩子把這事做下去。這成了閻連科寫作的動力。

當年因為拆遷采訪閻連科的時候,他的母親打電話來,說你要聽話啊,不要頂著干。家里人基本上不看他的小說,覺得他這么能寫,為什么不寫電視劇,最好是在央視放的電視劇,這多好。閻連科繼續他認為要持續的寫作,家里人并沒有太多可說的。“他們覺得日子過得好是第一重要的,發現我的日子過得好是和寫作有關系的。”閻連科說。

閻連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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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東邊的一處園區,閻連科最新的小說《速求共眠》的一場讀者交流會正準備舉行。嘉賓和出版公司的編輯們在旁邊的餐廳里用餐。作為嘉賓出席的蔣方舟說,有一天,閻連科發了一篇微信文章給她看,說這篇寫得很動人,他看哭了。蔣方舟看了這篇文章說,閻老師,這篇文章可能是假的。該文便是前段時間在網絡上引發軒然大波的《寒門狀元之死》。“沒辦法,我對類似我這樣出身低微的人都充滿同情。”閻連科說。

這段餐廳里的談話,一小時后移植到了閻連科和蔣方舟臺上的對談里。臺下響起了笑聲。

閻連科和孫女、孫子

閻連科是那種乍一眼看過去有點無聊、但是充滿了幽默感之人,甚至經常自嘲。他在大眾面前不是那種氣場強大的人,但在嚴肅發言的場合,言語會不動聲色地擊中人心,平緩而有堅定感。“卑微既是一種生存、生命和實在,可也還是一種理想、力量和藝術的永遠;是藝術永久的未來。”這是他在香港領取紅樓夢文學獎時的結語。他對文學的態度讓青年人覺得文學值得一試。

在河南老家,閻連科是絕對的名人。老家的縣委書記和縣長會看他寫的小說。閻連科回老家的時候,他們會見他,說,你的小說里寫了我啊。閻連科說,正面的正面的。縣里面的一個領導,后來到了交通廳工作,要修一條高速公路經過閻連科老家。領導跟閻連科說說,你給我寫個稿子,這條高速公路我在你家門前留個口子,你從北京開車回來,就直接到家門口了。后來高速公路修好,出口留在一個特別遠的地方。閻連科問這位領導為什么口子留這么遠?領導說,讓你給我寫個稿子你不寫嘛。“當然這可能就是個玩笑,人家有自己的道理。”閻連科補充說。

閻連科覺得村莊里有這個世界所有的縮影,他寫的是村莊,也是世界。

那篇在1986年給他帶來了800塊錢稿費的中篇小說叫《小村小河》,這其中的“小”便有大的格局。小說寫一個來自鄉村的士兵在戰場上特別想家,一次慘烈的戰斗之后,全連之人陣亡,只有他一個人活下來,他在能夠成為英雄的情況下,選擇了回家。家人和村里人盼望回來的是一個英雄,可是卻是一個普通人。大家對他的態度大變,失去了往日的熱情。村里發洪水,士兵組織全村逃離,自己卻為救人而死。這篇小說頗具后現代氣息,閻連科開始了在風格和技巧上的探索。也顯示了他與其他軍旅作家不一樣之處。閻連科在部隊時期寫的作品會被歸為“軍事文學”,他覺得這對文學本身是極大的限制,“《第二十二條軍規》,你能說這是軍事文學嗎?我們不會說《戰爭與和平》是軍事文學的高峰,而是說它是文學的高峰。”

閻連科河南老家田湖鎮的街道

1992年,閻連科的中篇小說《夏日落》里,他把一個軍人作為“人”的日常生存需要放在主要的書寫之處。“對作為軍人的人,給予了最起碼的理解和尊重。”

在90年代,閻連科獲得的最重要的獎項是以《年月日》拿下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十多年后,陳思和宣讀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授獎詞時,回憶當年閱讀《年月日》時的震動。小說中以自己身體為肥料種植玉米的老漢,讓他想起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陳思和也是紅樓夢文學獎的評委,他時在討論閻連科進入決選的作品《日熄》時說,50年代出生的作者,基本堅持了原來文學中的批判理念,強調文學的這種力量,但這個力量已經很弱了。“閻連科是始終堅持文學批判立場的,我都期待他下一步還可以怎么寫,好像覺得他都寫不下去了,但是下一部他又翻出新的局面來。”

陳思和把《日熄》放在了當年參評小說的第一位。他同時說,其他幾部入圍小說缺乏敘事的熱情。“就是敘事的那種沖擊力,情感投入少。”

閻連科獲得紅樓夢文學獎兩年之后,他以上屆獲獎者身份成為了評委。你能看到他對劉慶的《唇典》和連明偉的《青蚨子》的喜愛,這都是情感飽滿之作,同時仿佛是他“神實主義”的某種回應。“神實主義疏遠于通行的現實主義。它與現實的聯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靈魂、精神和創作者在現實基礎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說一,不是它抵達真實與現實的橋梁。在日常生活與社會現實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話、傳說、夢境、幻想、魔變、移植等,都是神實主義通向真實和現實的手法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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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譯介,以及在國際文學獎評選上的表現,讓閻連科在世界范圍越來越為人矚目。2018年,《紐約客》也許用了迄今最大的篇幅報道了這位當代作家。閻連科也感受了一家美國媒體跟訪的風格以及事實核查的細致。他在餐桌上說起這些細節,感到嘆服,同時也為自己說過的話難以收回感到擔心。

他提起他看過一部紀錄片,人在被鏡頭跟訪到一定時間后,會忘掉鏡頭的存在。絕對意義上的真實也是誰都難以接受之事。一對一的真實,也并不是他在文學上的追求。這也許需要媒體來做。而更為深入的精神世界,同樣需要人去探尋。在這一點上,閻連科有著天賦一般的敏感。就像他經常用來說明“神實主義”的那個例子——《炸裂志》里,海軍在西北的草原上操練。

“我的一個朋友跟我講,有一個人特別有錢,住在鄂爾多斯,很喜歡游艇。雖然內蒙古不靠海,但他還是買了游艇,放在他們家門口的草地上。每天早上,他爬上游艇,乘風破浪,夕陽西下,再下游艇,每天如此,周而復始。”蔣方舟說,“我說了這個故事,閻老師就把這變成了小說里的情節。”

如果說這是一個漫長的采訪,那是因為許多采訪在很多年前便于無意中做了。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人都樂于提起閻連科。

我曾經向人大文學院前院長孫郁提過關于文學性和現實性的問題。孫郁馬上提到了閻連科。“許多表現現實的作品沒有想象力,看上去像是現實新聞的集合,沒有把材料整理得飛騰起來,很多故事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局了。在這一點上,閻連科做得很好,《四書》你就完全想不到結尾。《四書》是一個絕妙的文本,中國長篇小說里的一個奇跡。它寓言化地處理歷史,有想象力,進入了形而上的層面,有魯迅《野草》的味道。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長篇小說,這是有創造性的寫作。”

2011年初,就在閻連科已經在他的711號園里完成了對“神實主義”的定義與詮釋時,我在哈佛大學訪問了海外研究華語當代文學的重要學者王德威。他在訪談中提到了兩部讓他深感意外的作品,對一個評論者來說,閱讀時的“意外”感受實在難得。這兩部作品,一部是劉慈欣的《三體》,一部是閻連科的《堅硬如水》。他很驚訝《堅硬如水》用革命語言寫完了整部小說。“怎么可以這樣寫?”

王德威的學生羅鵬(Carlos Rojas)是閻連科小說的主要英文譯者。他熟讀喬伊斯、魯迅和閻連科的作品,發現了這三者的關聯。他引用了《尤利西斯》中的一句話——“歷史,”斯蒂芬說,“是我正努力從中醒過來的一場噩夢。”

閻連科也喜歡寫夢,但他不喜歡純粹的夢和純粹的現實,他努力表現的是二者的結合體——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他朝外看到了天下,朝內看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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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2期 總第590期
出版時間:201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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